在北宋众多位极人臣的宰相之中，能够历经三朝皇帝重用且获得最高评价的宰辅大臣股票配资学习网，非韩琦莫属。这位传奇人物二十岁便高中进士，荣登榜眼之位。三十岁时更以一纸谏书震动朝野，竟将四位当朝宰执大臣同时拉下马。此后仕途青云直上，最终位极人臣，成为北宋中期政坛常青树。他先后辅佐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位帝王，堪称朝廷肱股之臣。无论在道德修养还是施政能力方面都颇有建树，朝野上下无不敬仰其名望。
然而若论实际才能，韩琦在文治方面不及司马光、王安石和富弼等名臣，在武功方面也逊色于范仲淹、庞籍与张方平等将才。他之所以能在北宋政坛获得如此崇高地位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精准的政治站队，成功辅佐太子顺利继位。简而言之，可谓时运使然。韩琦确实称得上是北宋最成功的宰相之一，虽然在后世的名气远不如与他同时临危受命、镇守西陲的范仲淹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范仲淹最高仅官至参知政事，且任职不足一年，而韩琦却是实打实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最终更成为宋朝唯一获封真侍中的宰相。
展开剩余80%韩琦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，几乎未遇挫折，无论是皇帝还是同僚都对他赞誉有加。他与富弼同朝为相时，二人并称富韩，成为政坛佳话。文豪欧阳修曾多次盛赞韩琦临大事，决大议，垂绅正笏，不动声色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，可谓社稷之臣。然而若细究其实，无论是西北战事中的军务管理，还是朝堂之上的宰辅作为，韩琦的实际功绩都颇为有限，所谓政绩更多是后人美化的结果。
这位政治奇才二十岁便以进士高第入仕，可谓少年得志。二十四岁入馆阁任职，二十八岁即担任谏官要职。在谏官任内，韩琦展现出刚正不阿的品格，敢于直言进谏，不畏权贵。特别是在宝元元年天灾频发之际，当时的宰相王随、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、石中立等人欺上瞒下、束手无策。韩琦连上奏章痛斥四人庸碌无能，慷慨陈词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，最终促成中书省四位重臣同日被罢的惊人局面，一时名震京师，史称片纸落去四宰执。一个初入官场的年轻官员竟能一举扳倒四位宰执，虽有不少机缘巧合，但也足见韩琦的政治才能。
自景祐五年（1038年）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后，北宋与西夏关系急剧恶化。宝元二年（1039年），韩琦刚从四川回京，就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、招讨副使，成为陕西四路经略安抚使夏竦的副手。韩琦负责中路的泾原路防务，范仲淹则主持右翼的鄜延路。然而1041年春天的好水川惨败，彻底暴露了韩琦在军事上的无能，宋军损失惨重，以至于西夏人作诗嘲讽：韩琦不足奇，犹自说军机。最终还是靠范仲淹的出色指挥，才迫使陷入经济困境的西夏走上谈判桌。
韩琦的仕途经历相当全面，既有地方任职经验，也有中央执政经历；既参与过文治，也涉足过军事。他先后在扬州、定州、并州等地担任知府，又曾统兵西北，最终入主两府为相，政治资历相当丰富。他一生经历的两大政治风波，早年是庆历变法，晚年是王安石变法。而他在两次变法中的立场态度，颇值得玩味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是个精于算计的政治滑头。用现在的话说，韩琦堪称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
在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期间，韩琦态度暧昧不明。宋仁宗认为二人缺乏魄力，遂相继罢免其相位，贬为地方官。但庆历新政失败后，二人很快又被起复。韩琦与范仲淹、富弼都曾有过分歧，在富弼守丧一事上就坑了这位老实人一把——富弼开创了宰相守丧的先例，而韩琦则趁机登上首相之位。后来曹太后撤帘还政时，韩琦更是连招呼都没跟富弼打，导致富弼至死都未原谅他。至于王安石变法，韩琦在熙宁年间就已去世，虽然极力反对新法，但也没像文彦博那样深陷其中不能自拔。
韩琦一生最大的政治功绩，当属在仁宗立嗣问题上的关键作为。当时仁宗无子，多数大臣畏于政治风险不敢直言，司马光、富弼等人苦劝无果。韩琦却抓住时机，以宋太祖传位弟弟的典故开导仁宗。为确保成功，他还联合欧阳修、司马光、曾公亮等重臣共同劝谏。最终仁宗不得不立赵曙为储君，这位无子的皇帝确实令人唏嘘。仁宗驾崩后，赵曙继位为英宗。英宗守孝期间不便理政，本欲任命韩琦为相，韩琦推辞并建议曹太后垂帘听政。应该说曹太后的执政还算公允。
然而不久英宗突发疾病，行为失常甚至打骂内侍。这些宦官便向曹太后进谗，称英宗是借题发挥表达对太后的不满。经人添油加醋，导致矛盾日益加深。最终又是韩琦居中调停，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。他仅用一天时间就说服曹太后撤帘还政，整个过程干脆利落，毫不拖泥带水。可以说英宗能够顺利亲政，韩琦功不可没。英宗体弱多病，在位仅四年便驾崩。而为英宗物色太子的重任再次落在韩琦肩上，他选定的继承人就是后来的神宗。此时的韩琦思想日趋保守，与锐意改革的年轻神宗格格不入，最终被罢相，由王安石接任。但王安石变法也以失败告终，在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预下，新法尽废。
纵观韩琦一生，可谓进退有度，胆识过人。他深谙为官之道，知道何时该进言，何时该沉默。其政治嗅觉极其敏锐，行事又异常果断。政治生涯的每一步都走得精准无误，即便下野后仍保持着重要影响力。这正是韩琦能够先后辅佐三位君主（包括垂帘听政的曹太后）的关键所在。他成功调解了多次政权内部矛盾，两次确定皇位继承人，维护了政局稳定，最终得以善终，堪称北宋政坛的不倒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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